年后复工的第一天，广东江门一栋写字楼里，32岁的小言对着电脑屏幕，手指悬在电话拨号键上。这是他做电话销售的第五年。
趁着工作间隙，他偷偷打开DeepSeek，在输入框里敲下一行字：“想创业，没多少钱，有什么好项目？”几秒钟后，屏幕里跳出十多条答案，其中“环保与可持续发展-废品回收”突然撞进他眼里。
AI唤起了他的灵感。小言盯着这行字反复琢磨：废品回收门槛低、成本少而且自由，只要肯吃苦，简直是“弯腰捡钱”。
像他一样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钻进这个老行业。90后王梓业以前是吹长号的艺术生，如今扎进废品堆里鼓捣起废铜回收。尽管入行不算长，但是他看好这个行业里的发展机会，只是提起现状坦言，“竞争越来越大了。”
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《2025年循环经济发展年度报告》显示，2024年中国再生资源回收总值达1.75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8.3%。近年来不少行业发展滞缓，这一传统行业却在政策布局、资本流入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社交平台上，“废品回收”词条吸引了千万浏览量，帖子里频繁出现“95后”“00后”“05后高中生”等字眼。点开“00后收废品的一天”“大学毕业回收创业”等短视频，除了堆着废品的卡车和厂房画面，还可以看到他们分享的废品回收攻略帖、自主开发的环保APP。
这群年轻人带着AI建议、大学学历和专业知识，钻进回收站，试图在“永不消失的废品”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答案。
小言的废品站内一角。受访者供图
从坐写字楼到骑三轮车
看完AI建议的第五天，小言递交了离职申请。
高中毕业后，小言的几份工作都是电话销售。性格内向的他不得不每天给陌生人拨电话，早就想转行，却始终没找到方向。
“我一直都不喜欢上班，上班就会有公司的规章制度，还要加班。”AI给出的“再生资源回收”选项像道裂缝，让他看到了自己当老板的可能。
他联系到了一位河南信阳的00后废品回收站老板做师父，对方已经辞职做了两年废品回收。师父告诉小言，学徒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足够摸清门道。
临出发前，他才去母亲打工的工厂，告诉她自己要去河南学收废品。不出所料，母亲反对：“说出去不好听，本来就没对象，以后找对象更难！”小言心里却打定主意，“不管同不同意，我都要做。”
二月底的北方还裹着寒气，小言在河南师父的回收站里睡铁架床，盖上一任徒弟留下的铺盖。师父性子爽朗却管得严，他得随时待命：学习分辨废品的种类、记价格，练习讲价技巧，装卸，分拣货物时也得出力气。
半个月后，带着学来的门道回到江门，小言又花了半个月找到场地。这是一处靠近市区、人流量较大的住宅小区旁的临街铺面，每个月租金3200元。“选址直接影响着后面的生意。”小言说。
租下场地，置办广告牌和三轮车，再留一笔收货的钱，他的回收站就这样开张了。相比许多创业项目，前期两三万元的投入还在他的承受范围内。
王梓业的转行之路更为曲折。他学了十几年西洋管弦乐，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所学校任职乐团老师。王梓业爱折腾，没过多久就辞职和朋友去中山创业开服装厂。服装厂效益不佳倒闭后，他去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了六七年。
女儿的出生，让他坚定了创业的想法，“经济压力是一方面，原来的工作也是一眼望到头。”
一位做再生资源回收朋友的经历，给了王梓业启发，他想找个最不容易亏钱的创业项目。
去年11月，通过朋友介绍，他先后去了河南、山东和江苏等地学习。在造粒厂，他看着被收回的废品完成造粒后，被企业买走制成塑料瓶、桌椅板凳，形成一个循环，一边也学习着各类废品的分类，“比如我们日常见到的塑料就要被分为十几种，每一种塑料的价值也不一样。”
回到中山，王梓业从小型废品回收站起步，在社区回收生活杂料，通过精细化分类，实现利润最大化。
“原来穿着西装做投资，突然脱下长衫去收废品，确实需要勇气。”对王梓业来说，最初的挑战在于克服职业羞耻。刚开始骑三轮车上街收废品，他提心吊胆，最怕遇上熟人，有时路过有前同事住的小区会特意绕开。
“能赚到钱，就克服了这种心态。”王梓业说，自己已经从怕被熟人看到，转变为主动依靠熟人资源。甚至有朋友跟他说也想加入这行。
与小言、王梓业这样白手起家的年轻人不同，社交平台上不少废品回收账号背后，是有着家学渊源的“废二代”。
29岁的慧玲是由做了十几年废品回收生意的公婆“带入门”的。慧玲大学读的国际贸易专业，曾是一家印刷材料公司的销售冠军，常在外跑展会、谈客户。前两年随着公司业绩下滑，她的月薪越扣越少。加上朝九晚五的工作让她很难陪伴儿女，慧玲渴望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。
当公婆提议一起收废品时，她觉得未尝不可：“回收门槛低，赚头却不低。”
一位做贸易时认识的朋友恰好要从回收业退出，便把档口转让给了慧玲，连同下游厂家的联系方式一并交接。去年4月12日，她在小红书发了第一条回收记录：照片里的她踩着三轮车，双手紧紧把住车头。
慧玲把回收来的沙发搬进家里，二次利用。受访者供图
26岁的郭家明是名副其实的“废二代”，已经在回收业摸爬滚打了八年。2017年高考没上本科线，他便回家跟着父母在自家旧金属打包站帮忙。一开始只是过渡，做着做着就没法放下。
郭家明的父母在20世纪90年代从湛江来到佛山，凑了几千元钱起步做废品回收，慢慢攒出一家在大沥镇的打包站。
在“游商—废品回收站—打包工厂”这条废品回收链条上扬帆优配，打包站属于更末端的位置——不同类型的废品从回收站被卖到有固定分类的打包站。
大沥镇所在的佛山是华南较大的废品集散地，广东省内最大的废铜交易市场“橡早废旧金属回收站”就坐落于此。
郭家明家的打包站主收废铜，货源来自广州、中山、深圳的工厂。收来的废铜经过分类、清理，再用大型液压机器压成规则金属块，这样能大幅降低运去冶炼厂的运费。压好的铜块卖给下游冶炼厂，制成铜杆后继续流向电线厂，加工成电线成品后卖给建材商，最终流入千家万户。
回家帮忙的第一年，郭家明拿攒下的钱和朋友合伙创业做宠物粮，却匆匆落幕。这次失败让郭家明坚定了做回收的心，“开厂做制造业要投机器、人工、场地，费用很高。机器买回来贵，但卖出去不值钱。废品买回来就是废品，即使亏也亏不了多少钱。”
弯腰不一定捡得到钱
小言回收站刚开业前三天，几乎没人上门。到了第四天，附近酒店的保洁员拉来几摞纸皮和塑料瓶，他帮着搬了几趟，看着堆满半间店的废品，才算有了做生意的实感。
60平方米的回收站空间有限，他坚持货物“快进快出”，尽量不收木头、泡沫、玻璃这些体积大、利润低的货物。纸皮、塑料、金属则分门别类堆在角落，收到一定量就马上转给打包站，避免积压。
小言没做过体力活，做回收的第一周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，每天回到家倒头就睡。
王梓业也发现，在这个相对传统的行业里，重体力劳动无法避免，废品价值越低越需要量，就更需要体力劳动。有一回，他和朋友两个人搬了4吨废铁。
初废品入行的年轻人，也免不了踩坑。
“估堆”是废品回收中一种凭经验估算重量和价值的交易方式，省去了称重、分拣、计算的环节，直接对一整批废品给出总价。“估堆”考量眼力，经验越丰富，估算结果越接近实际价值。王梓业吃过估堆的亏，以为一两吨的废铁，称重后只有七八百公斤。“时间长了，5米×5米的正方形大概多重，一根多长的钢筋大概多重，就有个考量。”
“有一些东西第一次收，拿不准价格就可能收高了。”小言曾花300元收了辆踏板摩托车，结果问了师父和同行才知道，这类二手车市场价只在150至200元间。
从业者们还要警惕各色掺重、掺假：一摞纸皮浸水增重，只有上下两张是干燥的；上家的货车在雨天运输不覆塑料膜，在雨水风干前，货物增重不少；还有镀层假装贵金属，铁和钢互掺等情况。
由于缺少经验，王梓业第一次收铜线时，没拆开整卷检查，结果里面卷着铝丝和石头，“这就是交学费了，下一次就知道看得更仔细。”
师父教过小言“识人”：收货要看卖家的行迹和货物匹不匹配，比如卖电动车、摩托车，最好查验身份证。慧玲曾听说有同行收了一批特殊设备，后来被警察带走调查。
小言最喜欢收废品捡漏时的惊喜，装修工人带来两袋水龙头转接头，他25块钱收货，转手赚了200元；22元收到的燃气炉，拆出的零件价格翻番。“这个行业赚的就是‘认知差’。”
收来的旧钢琴摆在店里，爱好音乐的小言在闲暇时也会弹上来两曲。受访者供图
过去，回收业内人掌握行业主动权，“认知差”带来的盈利机会较多。但随着废品价格和识货技巧愈发透明，这届入行的年轻人发现，致富也并非唾手可得。
“有的顾客比你更精通，会仔细研究再来和你辩论”。慧玲发现，抖音上已然充斥废品回收价码和分类方法的介绍，顾客会研究好价格和类型再来议价。
她还遇过一位卖铁锅的客人，坚持要按更贵的不锈钢价格结算，但实际上只有锅柄是不锈钢材。慧玲拒绝后，卖家要求拆开锅柄单独算价。拆开要花时间，最后赚的钱还不够工夫钱，她只能劝对方换个地方卖。
不少年轻人怀揣对工作时间自由的想象入行，后来才发现身不由己。
“做废品几乎没有下班，没有休息。没货的时候可以歇一下，有货就要去干，没有固定时间。”郭家明说自己从未因为要下班而拒绝收货，有时夜里11点仍在卸货。
慧玲也有过分身乏术的崩溃时刻。有一回丈夫和公婆回老家奔丧，她留在广州照顾孩子，偏偏这时来了回收单。本就手忙脚乱，一个孩子半夜发烧，她几乎通宵带孩子看病。第二天实在没辙，她只能拜托邻居看孩子，自己红着眼睛赶去收货。
一位转行收废品的00后女孩做了半年，打算重新找工作，“过去还能和小姐妹去旅游，现在总要想着店里哪天没赚钱，还有时刻变化的行情。”
年龄在回收业里总是一个微妙的标签。年轻意味着更多的力气和头脑，但在传统印象中，废品回收行业从业者普遍年龄较大，一张年轻面孔有时候并不被信任。
不时有老人家质疑慧玲出价偏低，而戴着眼镜、长相白净的王梓业，也会遭遇被拒卖的尴尬。“这个行业的刻板印象太根深蒂固了，你的样子就让人觉得不专业。”王梓业无奈地说，“像保洁阿姨、物业工作人员，还有骑三轮车收废品的大爷，都不太愿意把东西卖给我。他们觉得，你不应该做这行，真的干了肯定是赚得多。可怎么赚得多？他们就会认为你在秤上做手脚。”
王梓业认识一位在武汉开废品回收的年轻同行，短短一周就被对面废品站的老人投诉了二十多次。不过他也发现，年轻群体更愿意找年轻回收者交易，大家沟通起来没隔阂，对价格透明度也更认可。
即便如此，糟心事仍难避免。有一回顾客从线上下单后，王梓业开车20公里去收，到了地方才发现，对方已经卖给别人。还有一次，价格都谈好了，他到现场，对方临时变卦，“觉得价格低，不卖了。”他当场和对方吵了一架。
四月刚开业时，小言的店一天最多接过12波客人，日收入在一两百元间浮动。如果收入低于100元，基本上就是在亏房租。守店时，看着每天有十几辆收废品的三轮车从门口经过，他的压力更重了。
个体的困境也映照着行业的现状。据2023年发布的《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》显示，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约9万多家，其中中小型企业占主流，从业人员约1300万人。
在郭家明眼里，他所在的大沥镇早已形成固定的回收格局。最基层的游走小贩覆盖范围在5到10公里，把收来的废品卖给附近回收站；每个回收站辐射方圆10公里，主要接收十余家“游商”送来的废品；处于下游的则是数量更少的打包站，承接废品回收站的货。
各市镇的从业者会跨区域买卖，尤其是铜、铁、铝等价值较高的旧金属。在这种密集业态下，商贩们容易陷入“循环卷”的竞争。
“现在的卷是卷在互联网上，大家能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。”王梓业说。刚入行时，他走的是全品类路线，纸壳、水瓶、桌椅板凳、旧书本都收。经过近一年实践，他转向更细分的稀有金属和电子元件赛道。
“选这个赛道，就是因为稀有金属的价格没有那么透明。大家都知道这东西贵，但没人能说清镀金料里的含量是多少，是一吨出100克，还是一吨出500克？”王梓业解释，因为提炼需要工艺，价格空间相对模糊，反而有机会。
可新赛道也有新问题：稀有金属和电子元件回收需要更大的现金流，利润却没他当初想得高，“比说我前几天收了20多万（元）的铜，利润都达不到3000（元）。”
郭家明也有同感。在价格越来越卷的当下，只能通过“走货量”赚取利润。
更让他们揪心的是金属价格的波动。最近黄金价格飞涨，王梓业一天要刷几十次金融APP，生怕错过行情，“黄金不光影响镀金料，回收电脑、电路板、芯片都跟着变。铜价、铝价也一样。所有的废品站都跟着行情涨，要是不看，别人都收1块5了，我还收1块钱，自然没人愿意卖货给我。”
郭家明家的打包站生意也随着期货行情波动。今年2月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，联动铜等有色金属期货价格。四月初，铜价突然每吨跌了1000美金，连跌几天，看着仓库里的六七十吨铜，郭家明慌乱中出货。没想到刚出完货，铜价又涨了回去。这一跌一涨，他少赚了三四十万元。
在废旧金属的交易中，胆识和头脑很要紧，哪怕同一天内，上家会给出多个不同报价，而买家很难预测期货价格走向。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，铜价在2024年3月首次突破2022年以来的7万元/吨大关，被视为三年以来阶段高点。这种情况下高价收货，风险极大。郭家明回忆，去年铜价大涨，如果有谁敢按7万元/吨收货，第二天每吨涨一千元，就能赚一千元。
业内约定：一旦双方确认交易，不论涨跌一般不得变价或取消。可约定和合同背后，还是会有变数。前年，郭家明按每吨6万元的价格订了一批铜，铜价上涨几千元后，卖家忽然不愿交货。下家等着交货，他只能再高价收一批货“填坑”。郭家明相信诚信才是真本钱，商人的信用和货物一起在市场流通，一旦名声坏了就寸步难行。
新一代“破烂王”
带着新想法、新技能，年轻人想把回收站变得不一样。有人拍短视频教废品分类，有人直播“开盲盒式”收废品……与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叫卖不同，年轻人更加擅长运用互联网工具。
最开始，王梓业没想做自媒体账号，他只是在平台上看别人分享的经验，“所有的事情都在结合互联网，尝试一下总没有坏处。”很快，他做起了自己的账号。
“文案设计要抓住年轻人的痛点，让别人虽然没干废品行业，但是也有点共鸣。DeepSeek的词条都要用完了。”王梓业在小红书、抖音、快手等平台记录收废品的日常生活，也检索数据，加上自己的行业观察。虽然至今还没诞生爆款，但是一条条视频和笔记仿佛钩子，给他带来客源。短视频获客、线上估价、线上接单，这种方式已经占到他回收总量的20%。
每次打开社交账号的后台，王梓业还能收到几十条“拜师”私信。
在小言看来，做账号不止能招揽顾客，还有促进同行交流，如果手里有别人想收的东西就会联系。
“废品行业的下限很低，但是上限也很高。想要做得好需要活到老、学到老。”王梓业说。
废品回收行业的“懂行”标准正悄然变化。以前收金属、塑料靠经验辨材质、估重量，老师傅有优势，现在新出的电子产品、新能源配件越来越多，年轻人愿意查资料、紧盯市场行情，反而在这类新货的回收上更有信息优势。
郭家明听过一位年轻客户分享的“捡漏”故事：对方从三轮车商贩手里花80元收了台旧电脑主机，在闲鱼上卖出了三千多元的高价。
小时候家人收来的小铜匣子，郭家明还一直留在身边。受访者供图
在天津零萌公益政策研究员谢新源看来，年轻人入局，带来的不只是新面孔，更是新玩法。他们擅长用互联网方式进行模式创新，重塑行业价值与用户体验，“年轻人做这个行业，不只是生意，更是社群。他们可以把零散的回收行为转化为绿色行动，也更能吸引资本。”
他建议年轻从业者与其挤入传统重资产赛道，不如凭知识储备和市场敏锐度，挖掘价值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，比如深耕特色品类回收，或转型“信息中介”“服务集成商”，注重线上线下融合，既要用数字化提升效率，也要亲自跑通线下流程，这样才能精准找到成本痛点和提升产品附加值的盈利点。
现在，父母已经不再反对王梓业的回收事业，还会在小区里帮他收货。他和朋友合作了一家回收站和两处社区回收点。前几天他刚和一位00后伙伴去珠海看货，顺便去一个社区交流，“那个团队都是年轻人，专门做社区跟街道合作，在街道里有很多点位。”他也在探索团队化、规模化的作业形式，心里有个覆盖中山的废品回收大计划，但还需要更多同路的年轻人。
慧玲的档口附近有不少建材和机电厂房。一年多下来，她已经和几家工厂达成长期合作。她联系了货车，常运输吨计的金属和旧设备，也有能力接手整厂搬迁的大单，可以日入千元。她也在尝试厂区外的大单，和同行合作——她出运输，对方出客源，五五分成。
有了稳定的工厂单，慧玲也没有放弃邻里生意，不时在社区群、朋友圈更新回收信息。但她的朋友圈里更多是自己生活的细节，有和家人拍精致的写真，也有穿红裙去海边的照片，“我不希望别人觉得我每天就是收废品，那样也会‘审美疲劳’”。
尽管互联网大厂陆续推出上门预约、智能回收柜等点单式自助服务，回收后由平台返现，但几位年轻从业者普遍认为，这尚不能动摇实体交易。
一位90后从业者直言，机器不能辨别所有废品，很多时候仍需要人的经验判断。
“智能回收柜少了人的情感在里面。商贩收废品会带情感互动，比如老客经常卖货给我，我能适当提高报价，这就是机器给不了的。”郭家明也觉得，回收柜的容量有限，一旦居民搬运的废品量超出其承载能力，又得拉回存放，十分不便。从实际情况来看，目前多数废品仍依赖商贩回收，智能回收站点仅分流了少量市场份额。
慧玲曾试过入驻一款废品买卖小程序，想拓宽客源。可几个月体验下来，她发现平台匹配的单子不是距离太远、跑一趟不划算，就是货量太少、赚不到钱。等试用期结束，平台提出要收费时，她果断停用。
放弃小程序，慧玲没停下步子，转头琢磨起本地回收服务的升级。她针对社区居民想出了“积分兑换”的点子：居民来卖废品，除了能拿到现金，还能攒积分，攒满一定分数，就能兑换洗发水、纸巾等日用品。不过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计划阶段，尚未正式落地。
慧玲的家人在废品站帮忙。受访者供图
现在，慧玲的废品回收站早已站稳脚跟，收入回到了从前做贸易时的水平，能承担起三成的家庭开支，偶尔还能多赚点。两个孩子骄傲地跟同学炫耀，妈妈会开大货车。她喜欢一家人在店里忙活的场景，丈夫休假来帮忙拆卸废旧家电，孩子们陪在一边摆弄零件，热闹又温馨。
不过，最近小言告诉我们，他的废品回收站关门了。虽然生意过得去，但是核算各项成本，还是亏损。
“一台手机、一台冰箱，用个几年都会变成废品。废品不会消失，有成品，最终都会变成废品。”郭家明始终看好废品回收行业的前景，“废品还有一个名字叫再生资源，就是一个循环。”不过谈到自己打包厂的未来规划，他态度务实，说现在只想稳步发展，暂时还没想出明确的新方向。
王梓业也一直关注着行业里的新动向，他提到去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资源回收集团。在他看来，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能带来什么的具体变化还需要时间观察，“但是‘国家队’下场扬帆优配，未来八到十年大概率会带来行业洗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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